《大学》在古时的影响

　　《大学》本来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在唐以前它的地位没有特别突出出来。到了唐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韩愈特别地表彰了《大学》，韩愈表彰《大学》是因为他要推倒佛教，自从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经过东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发展，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在一般研究者认为在东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儒学除了在国家大的典章制度、文物制度、爵位制度等最深层的道德层面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在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层面，佛教道教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士大夫与佛门中人及道门中人交往是一种“雅事”。同时佛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寺院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很多大的寺院有庄田、佃户、水磨等农业器械，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古时候寺院的庄田不用交税，由此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到中唐以后一些有识之士都出来反对佛教，比如有名的韩愈。当时唐宪宗想要把舍利迎到宫中供养，韩愈上书反对，于是遭到唐宪宗的贬谪，将韩愈贬到潮州，因此韩愈写了一首有名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韩愈排佛的行动是非常激烈的，他提出：“火其书，人其人，庐其居。”意思就是烧掉经书，拆毁佛寺改建民居，让僧侣还俗成为劳动者。可是韩愈的建议没有得到唐宪宗的采纳，反而被贬到潮州去了。韩愈之所以反对佛教是为了使儒学被遮蔽、被压制的东西回到思想的前台，所以韩愈为了反对佛教做了一篇文章《原道》，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思是说仁和义是一个确定的名称，比如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意为：仁就是广博的爱人，义就是选择正确的价值去施行。）道和德是一个概念、一个名称，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装到这个概念和名称里，道家有道家之道，佛家有佛家之道，儒家有儒家之道。韩愈就是要用儒家之道将佛教推下去，使儒学从新回到思想史的前台，所以韩愈要表彰《大学》。

　　韩愈认为《大学》全面地代表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修养方法。就是说，在儒学里面找一本既简明扼要，又内容丰富的书，韩愈认为《大学》是最合适的，因为《大学》讲到的“三纲领，八条目”，代表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修养方法以及儒家全部的思想内容。另外，韩愈还推尊《孟子》。孟子在先秦的时候，只是将他当做诸子里面特别著名的人物，并未将他的著作上升为经书。当时的经书就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遗失，只余五经。所以在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博士在这里是官职），每一名博士都给予很高的待遇，但是不让他议论国家的正事，只是要他们传授、注释经书和教育弟子。到韩愈时，他认为要特别表彰《孟子》，因为“孟子拒杨墨（即杨朱和墨翟）”，韩愈认为这种精神很伟大，所以韩愈要以“孟子拒杨墨”的精神来反对佛教，因此韩愈大力地表彰《孟子》。

　　另外《中庸》这本书也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在唐朝以前只有六朝的梁武帝为《中庸》做过注，也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可是到中唐以后，韩愈的弟子李翱大力的表彰《中庸》。到宋代二程开始表彰《四书》，《论语》和《孟子》本来就很出名，再把《大学》和《中庸》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四书》。而朱熹这位“宋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给予《四书》以特别关注，他认为学《五经》“费力多而得效少”，学《四书》则是“费力少而得效多”。《五经》是非常庞大的，里面的名故、度数、制度具体的概念非常的繁杂，按照朱熹的说法《五经》就是为了给人指示修身的方向，他说：“与其读《五经》，那么不如读《四书》。”《四书》更加鲜明、更加切近地提出人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朱熹举了一个例子：读《五经》就像大禾做饭，读《四书》就像吃现成饭。因此朱熹有一句话：“《四书》者，《五经》之阶梯也。”朱熹认为《四书》最简明扼要地把《五经》的内容概括起来，所以朱熹花了一辈子的精力来注释《四书》，最有名的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在朱熹活着的时候，因为得罪政敌，他的学术遭到压制，到宋理宗时才开始表彰朱熹的学说。到元朝时，蒙古人仿用宋代的科举制度，而科举的标准教科书就是这本《四书章句集注》，考官出题以及考生答题都不能超出或违背这本书的内容，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为了科举终生研究《四书》，不但要背诵《四书》本文，甚至有些朱熹的注也要背诵下来，因为这在答题时非常有用。然后明、清两代都沿用了这种科举制度。因此这本书随着科举考试的制度逐渐被确立、推广，《四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四书》取代《五经》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儒家学说向着下层社会推进。在先秦的时候有文化的人不是很多，在孔子之前还没有开私人讲学之风，那时候有文化知识的人更少。当时有文化的人多是官吏，因为有文化的人才可以做官，这些人掌握着所做官职管辖范围之内的知识，别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自从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开始大量地招收弟子，当时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说法，这就是文化的一个下移（下移：向下推展）。随着中国文化逐渐向前发展，到宋代以后又是一个下移，这个下移就是以《四书》为标志。《四书》创立以后，人们逐渐把《五经》放在一边，开始研习《四书》，《五经》只是专家之业，就是少数文化特别高的知识分子，为了解释经书，为了传承经书，为了发挥他自己解释经书的心得来研究经书。一般的读书人则把经书放到一边，大量地读《四书》。到元朝以后《四书》的分量和《五经》基本是并重的。到了明朝以后就已经向《四书》倾斜了，科举考试第一场就是考《四书》，如果《四书》的卷子答得好，后面的如《五经》和策论的卷子，考官再继续看，反之考官根本用不着看，因此《四书》在当时是最重要的。

　　到明代王阳明时，王阳明的学说极度平民化，前面朱熹是为“学者立法”，是为了教导学者，王阳明学说则主要是为了教导一般人，黄童白叟甚至不认识字的人都可以听王阳明的学说。随着阳明弟子向各地传播阳明学说，《四书》的影响越来越大。阳明学说主要讲“孝、悌、慈”都是下层平民感兴趣的，他们对《五经》里的高深内容则不感兴趣。下层平民最感兴趣的还是最切近的问题，所以《大学》里面讲的“孝、悌、慈”这三者到明代中期以后得到极大的推展，因为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又得到发展，当时从事科举的人很多，但是考中的人很少，大部分考不中的人怎么办？有的到家族的私塾去讲学，有的到民间或者是民间书院去讲学。当时书院林立，例如王阳明的大弟子杨龙溪，他是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曾中过进士，但是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到处去讲学，根据史料记载：王龙溪无日不讲学，家庭就像旅社一样，因为王龙溪是王阳明晚年的弟子，人们都以为他得到王阳明的真传，所以到处去请他讲学。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科举考试的扩大以及民间讲学的扩大，《四书》又一步向民间渗透，如果说在宋朝向民间渗透主要是知识分子层面，那么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四书》向民间渗透就主要是以普通百姓为主。王阳明的学说是极其平民化的，他曾说：我的这个学问公卿大夫可以学，山家村里的卖柴汉也可以学。所以我们说《四书》它是一个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下移，不断向各界渗透的一个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出《四书》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四书》影响之大，所以才成为后世人人必读之书。

　　而《大学》《论语》在古代都是开蒙读物，就是说过去小学生7岁入私塾就开始学的东西。但是在先秦时，《大学》学的比较晚。《大学》为什么叫“大学”？它是相对于“小学”来说。在先秦时，7岁小孩入开始小学，先学洒扫、应对、进退之学，再学识字和算术等课程，到14岁开始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学什么？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大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于年龄来说；一个是从内容来说。开始学习《大学》要先学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朱熹的意思是《大学》是“古人入德之门”，现在能看到古人的教学内容全赖这本书。另外，朱熹除了以终生力量为《四书》做注以外，还为读《四书》排了一个顺序，这个顺序可以说是《四书》的逻辑结构，这个逻辑是：“先学《大学》定其规模，次读《论语》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见古人之微妙处。”意思就是《大学》可以作为整个儒家的学术规模，规模就是表示一套学问的范围和最重要的学说宗旨纲领。《大学》的核心内容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是儒家学说的纲领，八条目是达到这三个纲领的八个步骤。《大学》浓缩地概括了儒家学术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次读《论语》，为什么次读《论语》？因为仅仅概括地掌握一个学术的内容是不够的，还要往下深入地学，所以要用《论语》打基础，因为《论语》是具体地教做人做事，孔子的《论语》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来教授弟子该如何做，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回答，少则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没有长篇大论但是非常具体。例如《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还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及孔子讲到什么是仁？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就是对别人要恭敬；宽就是宽厚待人，心胸宽大；信就是信实，诚信；敏就是做事要敏捷，不要懒惰；惠就是做事要求效率，不要空口说白话。

　　掌握《论语》如何做人做事以后，接下来要读《孟子》，因为《孟子》是对于《论语》的发挥，孔子讲的比较具体的，孟子把它上升到比较高的高度，比如《论语》里面一句比较有名的话，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思是孔子讲给我们《五经》里面的文章，我们可以听得到；但是像人性和天道这样比较深奥、比较形象学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听到孔子讲过。而这些孔子没有讲过的问题，到了孟子做了很多发挥，比如人性问题，孟子大讲“性善论”；孔子讲性是“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性善，而且做了很多发挥，典型的发挥就是：“今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说见到小孩子一步步掉进了井里，人们都有怵惕恻隐之心，说人们有这种心情并不是想结交这个小孩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乡党朋友之间获得一个见义勇为的名声，也不是厌恶小孩掉进水里难听的哭声，这完全出自于人的本性的当下一念。当然也有转念，如要救这个小孩，突然想到自己也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就不去救人了，这属于转念。人只要看到小孩掉到井里，必然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心、是人的本念，至于以后牵扯到利益和各种各样的想法，这属于转念。孟子抓住人当下具体的本心，认为这就是性善的根据，所以孟子讲“性善论”。

　　还有天道，天在孔子这里是不可以亵渎的，但要远离的东西，孔子对于天和鬼神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非常喜欢的子产有一句话:”天道远，人道尔，非所及也。”因此孔子非常注重当下的人的修养问题，像比较玄远的“天、道、性”孔子不讲。但是孟子则大力的发挥，比如说孟子一句有名的话：“尽心，知性，知天。”在孟子眼里天道原则与人道原则是一致的，这直接影响到《中庸》和《易传》，比如《易传》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谓之生德。”意思是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生不息，生而又生，如果天地生命活动停止了，天地就死寂了，所以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儒家抓住这点，认为这就是天地的德行，天地的德行和人的德行是一致的，天人合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孟子对孔子没讲的东西进行了大力的发挥，我们说一个学问必须突破具体，必须要进入一般的层面，这样的学问才是有深度的，才是可以管辖很广的范围的。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一样，从洞穴里跳出来才可以看到广大的天空。也就是说人必须掌握理论，必须掌握一般，必须超脱具体。那么我们说孟子的学说是对孔子学说的扩大，对孔子讲的很具体的东西进行了发挥。

　　读了《孟子》，对儒家的道理有了较为深广的掌握以后，最后要了解儒家最微妙的地方，读《中庸》就可以“见古人微妙处”。《中庸》的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讲的是：天命与人性，如何修道以及如何对人教化，不断地提升自己。再往下讲“慎独”，“慎独”就是在自己独自一人可以知道的情况下要更加地谨慎，在这个自己为所欲为的情况下要自律，要约束自己，所以儒家是讲自律的学问，因此非常重视慎独。再往下讲的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与“和”是天下最本质的东西，天地就是最大的和谐体，正因为和谐它是一个中道。另外，《中庸》讲“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地是最大的诚体，诚本来是描述人的行为方式，而儒家则把“诚”字当做核心哲学概念的对待，这是一个哲学范畴，诚表示宇宙有它的规律，每一个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整个宇宙就是最大的诚，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在诚中运行，人的行为要效法这个诚，所以诚者是天道本身，诚之者就是像诚学习使人达到诚。

　　《中庸》讲的这些都是对儒学体会最深的人的独特体验，这个顺序就像读建筑学院，要先学习《建筑学概论》知道建筑学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它的范围和内容，这是《大学》做的工作；再往下就是打基础，学习力学、结构学等使你打好基础，这是《论语》的工作；再往下就是《孟子》的工作，在打好的基础上进行扩充，类似于学习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突破最一般的东西；最后讲一下大师的建筑案例，这是《中庸》做的工作，像将贝聿铭等建筑大师的作品进行分析，分析它的妙处在什么地方？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有最概括的东西、有最基础的东西、有发挥的东西、有微妙的东西，儒学也是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朱熹的这个读《四书》的顺序非常好。朱熹是一个学问大家，《五经》都做了注释，即使有些没有注释，也由他的弟子来完成，例如《书经》朱熹只是做了一个题例，由他的弟子蔡沈来完成；还有《春秋》，朱熹没有做，最后由他的弟子完成。

　　下面我们精讲《大学》。《大学》比较短，按照朱熹的说法前面是“经”共200多字，后面是“传”共1500多字，一共1700多字，但是包含非常着重要的内容。《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三纲领。意思是：大学的全部要点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一步是“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发挥的意思；第二个“明”字是形容词，光明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发挥光明的德行，在这里儒家确定人都有一个光明的德行。而道家和法家不这么认为，老子讲：“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草扎的狗，加以装饰后，用于祭祀。就是说没有祭祀的时候，它显得很尊贵，祭祀完后，它的使命完成了，就被扔在地下任人践踏，变成很轻贱的东西。按照老子的说法，天地并没有仁德，它对待万物都是普遍的爱心，就像刍狗一样，万物都没有价值，因为“天道自然”，所以并不特别偏爱，也不特别憎恶。在儒家眼里圣人是有最大的爱心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但爱人还普爱万物，对天地间的一切充满爱心；而在道家眼里圣人就是和自然为一的人，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这就是老子一句有名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儒家看来人是血肉之躯，是由“气”构成的，中国古代的物质构成论就是“气”的学说，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多是由“气”构成的，人也不例外，由于“气”有好战、有好争夺的性质，反映在人性上使荀子认为“人性恶”，因此才有了：“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到《大学》这里朱熹解释明明德，首先他承认孟子的学说：人都有一个光明的德行。另外他也承认人因为有欲望而遮盖蒙蔽了人本有的德行，人后天的全部努力就是将遮盖住的光明德性发挥出来。所以儒家都主张复性说，而复性说在儒家是比较广泛地被人接受的。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亲民”，而后世在究竟是“亲”民还是“新”民有争论，例如二程认为是新民，因为后面引用《诗经》的话都贴近“新”字。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亲民，讲亲民是因为不能自己明明德，要到百姓当中通过做具体的事来明德，所以要亲民，亲民就是亲近百姓，王阳明就持这个观点。究竟是亲民还是新民，学者们各执一词，正执不下。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讲新民是注重教化百姓，讲亲民是注重亲近百姓。

　　第三步“止于至善”，止是停止的意思，至善就是儒家认同的最高价值标准，意思是说：儒家式的君子要进行自我修养，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最后不达到你能达到的高点不停止。德行到哪一点算最高是没法规定的，因此它只是指明一个方向，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进步，以求达到最高点，这就是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就是知道了止于至善你就确定了方向，你就以至善的目标去追求。“定而后能静”就是你确定了方向，你的心就安静下来了。“静而后能安”意思是你的心里安静下来了，你才能安然地去做，不会疑惑彷徨。“安而后能虑”意思是只有你安然了，才能去正确的思考。“虑而后能得”就是只有你正确的去思虑以后，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大学》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的方面，就是人要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接下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有本有末（本：重要的方面，根本的方面，末：次要的反方面，枝节的方面），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发展过程，既然是发展过程就有始有终，研究一个事物要抓住它的根本，就离道不远了（道：《大学》之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格致在格物。”意思是说：古代那些想要发挥自己光明德行的人，要先治理好一个诸侯国；要想治理好一个诸侯国，就要先处理好自己家族的事情（家：指家族，在古代课税和徭役都是以家族进行的，同时处理好家族的冠婚丧假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古人认为在家里做事，就是为了出去做官进行实习）；要想将家族的事情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就要修好自身；要想先修好身，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就要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要想获得知识就要先广博地研究事物的道理（格：比量一个事物，格物就是广泛地研究事物，得到他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不同，古人是把知识和修身联系在一起的，修身第一，知识第二。而现代教育则是知识第一，修身第二，因此古人要更加注重德育。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已经完成了格物就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以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以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以后才能修身品性；修身品性之后才能将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将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之后才能治理好诸侯国；治理好诸侯国，天下才能太平。这里从古时候就有一个疑问：“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诚意、正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而“治国、平天下”都是世袭的天子和诸侯王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学？朱熹对此有一个回答：学习治国平、天下的人虽然没有机会做天子或是诸侯王，但是必须懂得治国平天下的这套知识，因为治国、平天下是大家的事，即使没有机会做诸侯王或者天子，也要懂这套知识。因此朱熹认为，《大学》不仅仅是天子或是诸侯王要学，作为公卿、大夫、后备军的天下读书人也要学。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意思是说：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有人都以修身为根本。若是根本都没有修好，则枝节的事情要做好是没有可能的。将应该重视的事情忽略了，本应忽略的事情却加以重视，想要达到目的，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此章朱本称“经一章”。我们知道以前《大学》是不分经和传的，但是朱熹在做学问的时候有一个倾向性，喜欢分经和传，经就是最核心的部分，传则是对于核心部分的解释。写文章就是这样的做法，开始有一个论点，后来的东西多是围绕着这个论点来论证，按照朱熹的说法，经就是论点，传就是对于经的解释，所以他把《大学》也做了分章，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传一共有十章，经的每一个条目都对应传的一章，所以传一共有十章。传是曾子的意思，由曾子的门人记载下来，朱熹说“旧本颇有错简”，这里的“旧本”就是指《礼记·大学》的那一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根据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整理的，称为新本。朱熹认为《礼记》里面那一篇有很多的错简，错简就是次序倒乱，因为过去的书是竹简，由丝绳或者是皮绳串联起来，而长期的磨损，使丝绳或是皮绳磨断了，导致竹简散乱，次序就倒乱了，这就是错简。朱熹根据程子（程颐）的意思，还有别的经文的次序，重新规定了一次次序，一共1546个字。在中国古代，对于文字有一种崇拜的心情，特别是对于经书，觉得能把经书里面的文字和自己所说的话对应起来，不做发挥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所以“引用”在古代是一种加强说服力的修辞手法。

　　传之首章，释明明德。首章都是引用，《康诰》（《康诰》是《尚书·周书》里面的一篇）曰：“克明德。”（克：能够）意思是能够发挥光明的品德），《大甲》（《大甲》也是《尚书》里面的一篇）曰：“顾諟（shì）天之明命。”（顾：经常照看；諟：是）意思是人要时时照看天给予的光明的德行。《帝典》（《帝典》即《尚书·尧典》）曰：“克明峻德。”（克：能够，峻：高大、伟大光明）意思是能够将伟大光明的德行发挥出来。“皆自明也”，发挥光明伟大的德行最后要靠自己。老师的教诲和朋友的切磋，这些都是对于你自明明德的帮助，不能代替你。儒学是一套修身的学问，所学的也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修身，它是知行合一的一套学问，所以学习全部都要靠自己的领悟。以上是释明明德。

　　传之二章，释新民，还是引用。汤（指商朝的开国皇帝成汤，是儒家经常称道的圣王之一，儒家称道的圣王还有尧、舜、禹、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周公、孔子）之《盘铭》（指刻在器物上用来警醒自己的箴言）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假如）假如你能够做到日新，那么就不会停止日新、又新，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眼界、境界等，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康诰》曰：“作新民。”（作：激励）意思是激励人们达到新的风貌。《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意思是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接受新的使命。“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说有品德的人无时不追求最完美的道德境界。

　　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这章除了引用还有发挥。《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国都近郊广阔的田地，是百姓最好的居住的地方。《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缗蛮是鸟叫声，绵绵蛮叫着的黄鸟，停留在山丘的一个角落。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子说：对于止这件事情，人怎么能够不如鸟呢。《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庄严肃穆的文王身上不断散发着光明美德。“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做国君的，以仁为最高目标；为臣子的，以恭敬为最高；做子女的，以孝顺为最高；做父亲的，以慈爱为最高；与国中的一般人交往，以诚信为最高。这几句包含了我们后来说的五伦，五伦在《孟子》里面表述得最广泛，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和《大学》中讲得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孟子》和《大学》都很重视五伦，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视伦常的社会，在中国不抽象地讲自由、民主、平等，讲的重点是伦常，认为人既然都在社会关系中生活就不能逃脱伦常，同时认为社会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处在这个社会等级当中的人要按社会等级去做，整个社会是和谐的。而自由、民主、平等则是西方的一个价值观念，西方倡导自由、民主、平等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根底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古罗马的法制以及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在基督教兴盛起来时政教合一对于平民百姓的压迫，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后，自由、民主、平等成为了普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表示在中国古代可以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没有天然的障碍，但是西方社会在过去是有障碍的，身份很低的人即使再有才华也根本进入不了上层社会。在中国古代彰显的是等级，例如齐景公问孔子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先要怎么做，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就是首先要正名。又问正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讲这话的意思是“君、臣、父、子”要恪守自己的规范标准，因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期，那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太多了，当时有一句话是“弑君三十六，弑父七十二”，说明了当时的混乱。因此《大学》才提出“君、臣、父、子”以及和一般人的交往方式。

　　下面又引用《诗经》的话：“瞻彼淇澳（yù），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xiàn）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xuān）兮！”大意为：看那河水弯曲的地方，翠绿的竹子郁郁葱葱，那些文采斐然的君子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如加工美玉反复琢磨。他的内心很严谨、刚毅，他的外表光明正大。这样的君子，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切如磋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如琢如磨是指君子修养的精神；“瑟兮僩兮者，恂慄（xūnlì）也”，瑟兮僩兮是指君子时刻警惕自己；“赫兮咺兮者，威仪也”，赫兮咺兮指君子的外表光明正大；“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文采斐然的君子有至善的大德，百姓是不会忘记他的。《大学》引的这段话就说明，儒家对君子的修养是全面的。《大学》讲治国平天下不是仅仅要求一个方面，要求有很多方面：道德要高、境界要大、眼界要深入、知识要广泛，另外还要时刻注重自己的修养，对治国平天下的人要求是从道德到学问，从内心到外表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要求，只有达到这样才是一般人的榜样。

　　接下来又引用《诗经》的话：“於戏（wūhū）！前王不忘。”啊！前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是不会被后世忘记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亲其亲而利其利”，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有两类：1.有地位的人和市井小民。2.有德行的人和德行败坏的人。意思是有地位的人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尊重贤人和亲近亲人；一般平民百姓也受到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此以没世不忘也”，所以前代君王已经去世，但是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前面明明德和亲民都没有过多地解释，只有在止于至善做了些发挥。

　　传之四章，释本末。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段话出自《论语·颜渊》，意思是审理案子，我的水平和别人差不多，假如让我来治理的话，我的目标就是没有案件发生。发生案件断得清、判得明这是次要的，没有案件发生才是主要的。在中国古代人们重视“礼”，“法”虽然也很重视，但是“法”只是在犯罪之后的惩戒，在古代大量的事情是在“礼”里面处理的，只有在“礼”处理不了，才动用法律去处理，因此在古代评价一个官员用“政平讼清”，“政平”就是政治措施做得比较好，政治上不出乱子、税收合理、老百姓生活平稳。“讼清”就是教化得好，使百姓不胡作非为，没有案件发生，这就表示官员做得好，所以在古代没有案件发生是最好的。《大学》引用《论语》的话来说明“本末”，（本：没有案子发生，末：发生案件判得好）。“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假如没有案子发生，那些告刁状的、做伪证的人是没有开口的机会的。“大畏民治，此谓知本”，老百姓都服从你，这就是知道根本。这段引自《论语》的话说的很清楚，就是解释知本。

　　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语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这一段一般称为“补《大学》格物传”，这一章传是补传，在《礼记·大学》是没有这一篇的，朱熹认为这一章丢失了，所以根据二程的意思将这一章补齐。明朝的王阳明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大学》没有必要补，《礼记·大学》篇就已经很完全了。朱熹认为“格物”是“八条目”中最基础的，所以他补了这段话，意思是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认识、研究事物，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穷尽它的道理。人的心是灵动的，都有认知能力，而天下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这些道理还没有彻底被认识，所以是人的知识很有限的。因此《大学》一开始就叫人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精髓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内心的一切道理都得到呈现，再没有不明白的，这就叫格物致知，这就叫知识达到了顶点。

　　传之六章，释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所谓诚意，首先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qiè，通慊，满足的意思）”，就像厌恶腐臭的气味，喜爱美丽的女子，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使自己心满意足。“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以君子要慎独，慎：谨慎，独：独处，只有自己知道的时候。儒家非常重视慎独，认为四德（即仁、义、礼、智、信）是要靠自己的约束力来约束的，同时认为四德是天生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闲居：私底下的、不是正式的场合，意思是说：小人私底下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见了君子以后便遮遮掩掩，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显露好的一面让人看。《大学》就发表议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意识是说：别人看你，就像看透了你的五脏六腑一样，这样做假有什么好处？“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内心的真实总要表现到外面，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慎独。人本来就是要身心合为一体，人的学识、修养、境界等都要表现在外在的行为、语言上，甚至是具体的形貌上。例如曾国藩的《冰鉴》，鉴就是鉴别人物，意思是正确地鉴别人物，曾国藩从人的各个方面，如从长相、体态、目光、口型、走路姿势等窥测人的内心。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曾子（孔子的弟子）说：“每一个人都像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下一样，每一个人都在盯着你，所以人一定要严正。”下面：“富润屋，德润身，心宽体胖（pán，朱熹注：胖，安舒也）”财富可以修饰你的房屋，人的德行可以滋润人的身体，心胸宽广，身体安适舒泰。“故君子诚其意”，所以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真诚才能做到“心宽体胖”，要不然不安、焦虑伴随着你。因此古人非常重视修德对身体的作用。

　　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为修身在正其心。”《大学》认为要想修身，先正其心，什么叫“正心”？是因为心里有愤怒，心就不能够端正；心有畏惧或者是恐惧，心就不能端正；心里偏好、有所沉溺心就不能端正。《大学》认为如果对某些东西过分的喜好，过分的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这时候心就不在正当处；对未来的事忧患重重，心就不能够端正。心被不端正的念头所困扰，就会心不在焉；虽然在看，但却看不明；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不知道食物滋味。这就是说，修身必须要先端正自心。《大学》认为心要端正，不要为外物夺走心神，处在正常的状态。儒、释、道三家都强调心正，比如道家，老子特别讲心要静，道家的名言“道法自然。”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心不要沉迷于什么，一切自然而然，心也就无所留滞。所谓留滞就是心阻滞在一个地方，不能流通，不能正常地思维。宋朝著名的理学家二程中的程颢与张横渠有一篇《论定性书》的书信讨论心如何安定，这封信说道：“心要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意思是人的心理活动任何时候都不会停止，包括睡梦中也一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梦境才是人的心理的正确反映，在清醒的时候人的欲望被人的理性压抑住了，在睡觉的时候理性关闭，人心底最真实最隐秘的东西就会出来，冲破理性的闸门占据主动，所以人在睡梦中反映的东西，才是人最真实的东西。”《周易》中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程颢认为不应该让外物牵动你的心，思绪不要被事情来回地困扰，人的心应当“鉴空衡平”，事物来了就加以合理地反应，反应之后就不留痕迹，也不滞留在心中，这就是《论定性书》的核心，也就是定心。佛教非常讲定心，佛教所讲的一切归结在一起就是要定心，程颢曾经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个艮卦。”《华严经》讲的全部意思就是心里要有止，心不要被外物牵引，要静如止水，儒家讲的艮卦也就是这个意思（艮卦：艮者直也，象征山，山非常平静壮大，屹立不动）。佛教全部指向空，佛教讲空是为使世人看破世间万物，不要起执着，就可以保持心的空、静，这就是佛教的全部目的。

　　道家也是这样，它看到人类进程当中的弊病。近现代的思想家章太炎（章炳麟）有一个观点叫俱分进化论，就是一切事物都在进化，善也进化，恶也进化，人的心灵在最初是淳朴的，随着文明不断进步、知识不断扩大，善也进化、恶也进化。所以道家是看到了人类进程中恶的东西，它想摆脱这些东西，因此它对儒家是持批评态度的。儒家认为创造的一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是对原始淳朴人性的伤害，认为应该返回到人性的淳朴重去，到那时候人的心就很平静，也就是老子讲的：“虚其心，实其腹。”人类是一个有意志、有欲望、有思虑的高级发达的动物，正因为高级、发达，所以人的思想很复杂，复杂里面有善的东西、有恶的东西，《大学》希望人的心要安静、公平、公正，所以正心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不要被人各种各样的情感、欲望所左右，这就是它所讲的正心。

　　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wù）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是偏颇、偏斜的意思，《大学》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齐家就要先对个人进行修身，人的身上有很多的毛病，每一个人都会对所亲所爱的人有偏爱，给予更多的关照；对于自己厌恶和轻贱的人会有所偏颇，往往会更加的轻贱厌恶；对于自己畏惧的人会有所偏颇，往往会更加敬畏；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所偏颇，往往会过分地同情；对于自己轻视和怠慢的人会有所偏颇，往往会过分地轻视和怠慢。《大学》在这里提出五种典型的情况：亲爱、贱恶、畏敬、哀矜以及敖惰都会发生偏辟，因此《大学》下面说：“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因此，喜爱一个人的时候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的时候知道他的优点，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天下少见。《大学》在这里反复向人们提醒在思想方法上一定要全面，一定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要处在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状态，不能被个人的情绪所左右，这是修身最基本的东西，同时又引用当时的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就是人都看不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弱点，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庄稼长得好。朱熹在这里有一个注释：“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意思是：人溺爱自己的孩子，因此蒙蔽了你的双眼；想得到的东西太多了，贪欲就会蒙蔽你。这是战国时代的谚语，因此可以看出古代人和现代人思想感情是差不多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虽然是古代的，仍然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人就是人，人的情感、欲望以及各种各样的才能几千年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不过人所面对的问题不同，人的智力古今差异并不大，所以《大学》告诫人们要想“齐家”先要“修身”，要想“修身”首先要正、要公以及思想方法要平正，不能被其他的东西夺走，这是《大学》对于修身反复强调的。

　　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齐家”这部分内容《大学》说了很多，“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tì，同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想要想治理好诸侯国，首先要把家族治理好，家族都没治理好那么想教导好国人，是没有可能的。君子可以把家族治理好就等于可以把国家事情办理好。第一要孝，在家能够孝顺父母，出门办事就能侍奉好你的君主。在这里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对国家尽忠首先要在家里尽孝，从小对家里尽孝就是培养对国家尽忠，所以关于孝儒家非常注重，孔子讲孝就讲得比较多，例如孔子对孝的认知就是对父母有一种爱心，是对父母的敬，《礼记》里面有句话：“大孝尊亲，中孝勿辱，其下能养。”就是大孝的人能把父母奉养起来，中等的孝是不侮辱父母，最下的是孝供养父母的饮食；《论语》有句话最能表现孝：“父母唯其疾之忧。”后来根据孔子和孟子讲孝就有一本书叫《孝经》，《孝经》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在西汉就非常受人推崇，开篇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儒家也有句话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女全而归之。”意思是说没有特别的缘故，不能轻易损伤你父母给予的身体。第二要悌，在家能够尊敬兄长，出门办事就能侍奉尊长；第三要慈，在家能够慈爱子女，出门办事就能爱护百姓。《大学》认为人首先在家里要养成慈爱幼者、慈爱弱者的风气，出门办事才能合理的衣食百姓，才能将百姓当做你的子民，才能真正的爱护百姓，才能做好父母官，所以《大学》认为在家族里的行为就是为出门为国家做事的实习。在家里就是孝、悌、慈，所以引《康诰》里面的话：“如保赤子”意思就是说：爱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内心有这种仁爱的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人先学会了如何养护孩子再去嫁人的。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家里做事的时候是礼让、仁爱的作风，那么在为国家办事的时候就会把仁爱的作风带到工作中，并兴起仁爱；在家里做事的时候能够忍让、谦虚，在出门办事的时候就会兴起忍让之风；在家族做事的时候就贪婪暴戾，在为国家做事时把这种作风带进去，就会使国家动乱。“其机如此”，其关联就是这样紧密。“此谓一言偾事，一言定国。”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尧和舜用仁统率天下，百姓就跟随着学仁爱。“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夏桀和商纣用残暴统率天下，百姓就跟随着学残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民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国君的命令与自己实际的做法相反，百姓是不会依从的。《大学》这里强调的是管理国家的作风是会影响到百姓的，因此管理国家的人的一言一行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治理好国家先在家族里锻炼好自己。“是故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以有品德的君子总是自己先做到，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如果自己首先做不到宽容大度的品格，你想叫别人做到这样，那是未曾有过的。“故治国在齐其家”，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族。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八条目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求一步比一步高，步步推进，所以《大学》讲治国、平天下是从最基本的做起，对人是全方位的一个要求。“《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子：女子的意思）于归，宜其家人。”桃花美艳艳，桃叶绿蓁蓁；此女嫁来了，和睦一家人。先讲桃树，再讲家里的事，是《诗经》的一种修辞方法。《诗经》的修辞方法最重要的有三种：赋、比、兴，赋是铺陈开来，各个方面都颂扬到了；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直接讲事情太突兀，先提其他的事情，脑子里有一个臆想，再提这件事。兴的手法在《诗经》里大量存在，后来影响了诗歌创作，特别是民间诗歌创作用的十分广泛，最典型的就是陕北的信天游，几乎每一句里面都有一个兴，这句诗就是这样，讲孝先讲桃树的茂盛，来提起家里的孩子很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让家人都和睦，才能教一国的人都和睦。又说：“宜兄宜弟”，就是说在家里面和兄弟的关系相处得都很好、很和睦。“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和兄弟的关系和睦，才能教导一国的人和兄弟都和睦。下面又说：“其仪不忒（tè），正是四国”，仪是仪表，忒是差错，就是在家里做事，从内心到外在的仪表都没有差错，这样就可以做四方国的榜样。“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就是要治理好国家先要治理好自己家庭的道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的代言，中国过去是典型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现在在广大的农村里面家族制度的影响还是很大。

　　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所谓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天下”指所有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发源比较早，在中国文化里认为自己所在地方就是天下。在《大学》这个时代对于地理知识比较欠缺，在当时交通不便，主要与四邻相交，当时中国文化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中国文化有天下文化的概念，因此认为天下是比较大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实行分封制，也就是诸侯，也叫做封侯建藩，封侯就是对于同姓子弟或者帮助君王打天下的功臣封给一块土地，比如说周武王打下天下以后，首先大封同姓，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封在鲁国，召公封在燕国，还有当时的功臣姜子牙封在齐国，这些都可以说是封侯；藩本来的意思是篱笆墙，过去天子封侯的目的是像篱笆墙一样保卫天子，这就是建藩，封侯建藩简称封建，现在所说的封建制度的起源就是从这来的。封建最后的意思很大了，现在形容一个人保守就说他封建，这都是从封侯建藩引申过来，当时的人就认为周天子是管理国家的人，他把土地封给同姓子弟是为了保卫中央，历史上都会出现地方不听中央的话，所以就出现削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汉朝削藩引起七国之乱和明朝削藩引起“靖难之役”。《大学》非常讲究治国平天下，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其他的诸侯都是天子分封的用以保卫天子的，所以说诸侯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家，过去的国和现在所说的国家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国家是具有主权的，是具有法律概念和政治概念的，而过去的国是一个地域概念，所以诸侯国严格来说不算国家，天下才是当时最高的一个概念，诸侯不算有主权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分封下的地理概念，但是分封的诸侯要管理好诸侯国的百姓。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百姓才会兴起孝顺的风气；在上位的人有爱兄弟，百姓就会兴起有爱兄弟的风气；在上位的人怜恤孤幼，百姓就不会背弃你到别的诸侯国去。刚才说了诸侯国在过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中国历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当时老百姓的流动是很自由的，如果国家的政策不好，百姓就会逃亡，所以《大学》中说要想百姓不逃亡，首先上位者的措施要好，要靠措施来吸引百姓，不是像现在这样有户籍或者是国籍将你管死。能不能使一个国家富强，也就是国家面积要大、人口要多，所以当时的诸侯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百姓流离或是逃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以君子总是实行以身作则、将心比心的“絜（xié）矩之道”（絜：度量，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在《大学》里指比量人心，也就是将心比心。就是说言行要有规矩准绳，要有示范作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厌恶你的上级怎么对待你，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的下级；厌恶你的下级怎么对待你，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上级；若是你厌恶前面的人的作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后面的人；若是你厌恶后面的人某种做法，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前面的人；若是你厌恶右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左面的人；若是你厌恶左面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右面的人，这就叫做将心比心的“絜矩之道”，就是说要先比量下自己的心。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经·小雅》说：“快乐的君子，是民的父母。”对于快乐的君子，才能做民的父母，老百姓喜好的你也去喜好，老百姓厌恶的你也去厌恶，这才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官。儒家喜欢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意思君子有宽广的胸怀，没有那么多的阴暗心理，所以经常快乐，这样的人才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在明清之际有一个思想家叫王夫之，王夫之解释《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时加以补充，认为不加以补充就会产生偏颇，一切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也会产生偏颇，认为老百姓会有一些明显的趋向，就是老百姓喜欢将严肃的东西娱乐化，喜欢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所以他认为尊重民意和体现天理要结合起来，就是“上体天理下合民情”。“《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经·小雅》说：高大的南山，岩石巍峨耸立。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看着你。握有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谨慎，邪僻失道就会被天下人诛戮。“《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商朝在没有丧失百姓的拥护之前，可以和上帝的天命相配。后来的人应该以商朝做鉴戒，保持上帝的天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大学》为这句话做了一个引申“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所以君子首先要注重修养德行，有道德才会被有才能的人拥护，被人拥护才能有土地，有土地才能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你使用。总之国君先要讲德行，儒家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有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最高统治者要特别讲究自己的德行；其次，采用德政。“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是统治者最根本的，财富和德比较是次要的。“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将枝节的东西当做根本，这就是和老百姓争夺财富。“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以君王聚敛财富在自己手里，那么民心就会失散；君王将财富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财富是一个国家的立国根本，没有财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但是财富如何分配？过去很多的暴君污吏将财富积累在个人手里，发生民变推翻暴君污吏的事情有很多，《大学》是讲要使老百姓都要合理地得到财富。“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句话非常精彩，意思是作为管理国家的人说话悖逆道理，就会有悖逆道理的话回报；财富通过悖逆情理而来，也会悖逆情理而去。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这是《尚书·康诰》中的话，即“惟命不于常，惟德是福”，意思是天命是不会常保的，只有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是福。“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行善便会得到天命并得到一个国家，不行善就会失去天命并失去一个国家。《大学》最后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来讲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下面引用《楚书》的话，《楚书》是《国语》里面的《楚语》，《国语》是中国古代两部有名的史书之一，另外一本是《左传》。《左传》是记叙春秋时代发生的事的本末，《国语》是记述各个国君与臣下的对话，主要是对话体，因为分国别记载，所以叫国语，《国语·楚语》就是楚国君臣的对话。“《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意思是我们楚国没有什么宝贝，就是以遵守善道为宝贝。下面引的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字子犯）的话，简称舅犯。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大名人，在春秋五霸中排名第二，晋文公因为和后娘的关系不好，被父亲赶出去了，在国外流亡了十几年，当时只有一些亲戚和忠臣跟着他，其中就有他的舅舅狐偃，狐偃对晋文公说：“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意思是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宝，只是把仁爱亲人当做宝。《大学》引舅犯的话就是说明仁、亲是两样宝贝，治国者一定要注意。

　　下面引用的是《尚书·秦誓》里面的话：“《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秦誓》里面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这就表示仁人君子既能爱人，也能厌恶人。爱什么人？爱心胸宽广的人、光明正大的人。恶什么人？厌恶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人。强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儒家所讲君子并不是一个老好人，而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驱逐，驱逐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这些都是《大学》讲人要心地光明，不要做嫉妒小人，同时做事要符合一般人的好恶，不要独立特性，否则灾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所以，做君子的人有正确的途径：忠诚信义，便会获得一切；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重视节俭、重视教育，并将这一条定为生财的根本原则。“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前一句说的是财富只是人生辉煌的凭借，而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将人生的潜力发挥出来，人生得到最高的辉煌，这是发身。我觉得《大学》是教导人们要做心里有仁德的人、胸怀天下的人，要有这样大的器量。后一句说的是有的人以身家性命去发财，就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如果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利润，有些人就会铤而走险；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很多人就会奋不顾身；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很多人就会冒着上断头台的危险。”这就是以身发财。《大学》认为这不是一个仁者的作为，仁者的作为应该只是把财富当做一个凭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下面引鲁国有名的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查看养鸡养猪生多少利；在夏天祭祀用得起冰的人家，就不要再去蓄养牛羊生利；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采邑，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自家东西的家臣。孔子有一个得意弟子叫冉求，他的行政能力比较强，在孔门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以及文学中擅长政事，当时在季孙氏家里做家臣，就是控制鲁国国政的三桓之一，帮助当时势力最大的季孙搜刮百姓、增加赋税，弄得百姓叫苦连天。因为冉求不听孔子的劝解，使得孔子号召他的弟子鸣鼓而攻之，孔子是非常痛恨聚敛之臣。《大学》也是这样痛恨聚敛之臣，宁肯有监守自盗的臣子，因为聚敛之臣巧立名目搜刮百姓是非常隐秘、非常坏的事情，而监守自盗则是公开明显的恶行，因此才这样说。《大学》告诫统治国家的人，手下不要有聚敛之臣，要使百姓同享财富。“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以上就是《大学》的全文，朱熹在《大学》完了之后做了一个总结：以上十章讲的是治国平天下，前四章讲的是纲领，后六章讲的是条目，其第五章是明善之要，第六章是成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急进而忽之也。

　　——根据张学智教授为三智道商企业家国学高研班九期班讲课录音整理

　　大师简介

　　张学智，生于1952年10月。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2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1年。社会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宋明理学、中国现代哲学等。主要著作有《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心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出版）、《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贺麟》（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缁门警训注译》（台湾佛光出版社1996年出版）。合著有《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文化导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译著《莱布尼兹与儒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