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编纂《贰臣传》？是被几场大败仗逼的！

　　2023年2月11日讯：“康乾盛世”的三位君主都对修纂书籍情有独钟：康熙组织编写《古今图书集成》，雍正亲自操刀《大义觉迷录》，乾隆更是编订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但 有一部书籍，它的编纂备受争议，甚至是啪啪打脸，这就是《贰臣传》。

　　一、乾隆给出的官方说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高宗弘历命令国史馆给归顺的明朝大臣另立《贰臣传》，特意叮嘱史官据实直书，瑕瑜不掩。此书为甲、乙二编，共有贰臣传记一百二十篇（另有五篇为附传）。

　　乾隆帝曾声明：官修《贰臣传》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将那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的背主投敌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明清战争的态势波谲云诡：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多尔衮攻入北京，耗时二十八年；如果再加上南明诸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的抗争，时间则更长。

　　相较于此前的元明鼎革，从朱元璋称吴王割据至徐达北伐大都，尚不满五年。正是由于明清战争经历了长期的力量消长，在近半个世纪的较力拉锯中，相当数量的文臣武将背弃旧主，出仕新朝者。

　　比如，力屈俘降的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五十一人，乾隆视为“宣力之臣”，编入“甲编”。至于嗜利偷生的钱谦益、谬托保身的龚鼎孳等六十九人，仕清之后靦颜持禄、尸位素餐，俱归“乙编”，“以昭褒贬”。更有甚者如冯铨，本系明季“阉党”，有才无德，构陷忠良；归顺之后，又夤缘依附多尔衮，祸乱朝纲、腆颜无耻，被追夺了“文敏”的谥号。

　　从当政者的角度出发，确实有必要对归降诸人正本清源，分辨淄渑。可问题在于：既然清朝君主要彰善瘅恶、信今传后，缘何康熙、雍正两朝并未有编纂之举呢？笔者认为：乾隆皇帝在1776年启动《贰臣传》修纂工程，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与山东爆发的“王伦起义”以及“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事有关。

　　二、“王伦起义”暴露满汉畛域问题

　　清中叶爆发的“王伦起义”迫使乾隆不得不重新审视满汉关系。

　　在修纂《贰臣传》的两年前，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山东寿张县农民、清水教领袖王伦率众起义，一夕之间攻占寿张县城，继而连克阳谷、堂邑以及临清旧城，多次击败八旗军和绿营兵。

　　鉴于临清地处大运河要冲，关乎南北经济命脉，故乾隆皇帝迅速派遣参与征讨金川的老将舒穆禄·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率领精锐的火器营、健锐营前往弹压，并调集直隶等地的驻防旗兵、绿营兵以及东北的索伦兵参战。面对兵力、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军，起义军据城坚守，打退了敌人数次猛攻，最终归于失败。

　　“王伦起义”是清代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敲响了“康乾盛世”的丧钟。虽然历时一月的起义仅仅波及运河沿岸的数城，却在思想领域给予乾隆皇帝沉重打击。

　　据山东按察使富察·国泰等官员奏报，在清水教流布、起义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反清复明”思想。由于文字狱的原因，诸多存在“悖逆”思想的书籍遭到禁毁，导致我们几乎看不到王伦起义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但透过“乾隆三十七年清水教案（又称“王中、刘省过教案”）”却可见端倪。

　　在王伦举事前两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政府曾经在对活跃在鲁西各地的清水教众进行搜捕，查抄出大量“邪书”，内中有“平明（胡）不出周刘户”、“贼星八牛，火焚幽燕”，以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悖逆之语。

　　此处的“胡”即指来自关外的清朝统治者，而“火焚幽燕”则与王伦散布的北京有“鬼家反了”（《东案口供》），及其沿运河北上直指京师的进军路线正相契合。是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清水教义中包含有大量“反清复明”的因素。

　　此前，清代统治者本以为通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经营，尤其是历次盛大南巡，已经彻底击碎了汉族百姓心中那场“反清复明”的幻梦；岂料竟在毗邻畿辅的山东，爆发了如此规模的起义，成为盛世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开启了“乾隆朝最后三十年的骚乱”之序幕（欧力德：《乾隆帝》）。

　　因此，“王伦起义”迫使乾隆不得不重新审视满汉畛域问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两征金川”凸显将领统兵无方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定西将军章佳·阿桂在副将军富察·明亮以及多拉尔·海兰察等悍将的协助下，最终功克大金川。尽管清军取得了两次金川之战（1747-1749年，1771-1776年）的胜利，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于是，总结“劳师糜饷”的经验教训被乾隆皇帝提上了议事日程。

　　大、小金川位于今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的上游，属于川西土司。

　　乾隆初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恃强生事”，侵掠周边，屡禁不止；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更围攻明正土司所辖鲁密、章谷等地，逼近咽喉要道炉城（打箭炉，今康定）。为稳定西南局势，朝廷派张广泗出师征讨，但莎罗奔凭借坚固的碉卡，据险自守，致使清军无功而返。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死灰复燃，联手复叛，直至乾隆四十一年才被平定。

　　面对一个人口仅数万的土司，乾隆皇帝先后调遣张广泗、钮祜禄·讷亲、岳钟琪、富察·傅恒、费莫·温福、伊尔根觉罗·桂林、章佳·阿桂等满、汉名将，投入六十万兵力入川弹压，仍是师老兵疲，前后跨越近三十年才使其降伏，所费公帑高达七千万两。

　　在乾隆帝看来：两征金川劳师糜饷的重要原因是前线将帅失和，统兵无方。首次金川之役，川陕总督张广泗与四川提督、老将岳钟琪之间本有嫌隙，相互掣肘；而乾隆钦命的“经略大臣”讷亲则恃宠而骄、刚愎自用，引起张广泗不满，“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三人在前线展开权斗的种种做法，完全置国家社稷于脑后。

　　到第二次金川之役，清军将领并未汲取此前的教训：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刚愎自用，不但置酒高会，更兼构陷良将，最终落得兵败生死的下场；其副手四川提督桂林更荒唐到在驻地大兴土木，醉酒笙歌，甚至用重金赎买被俘士兵以掩饰败绩。

　　两征金川的种种失利，使乾隆皇帝不禁慨叹：入关不过一百三十余载，统军将领竟然罔顾社稷，为谋私利，视国事如同儿戏。鉴于金川战事的教训，乾隆帝谕令编纂《贰臣传》。一方面是藉此风励臣节、驰骋疆场为国尽忠。另一方面是告诫统兵在外的战将，务必以书中遗臭万年的“贰臣”为鉴，断不可心存侥幸、首鼠两端。

　　四、修纂《贰臣传》与统治阶层分化

　　镇压“王伦起义”、“大小金川之役”中暴露出满汉畛域、统兵无方等诸多问题，迫使乾隆重新审视清政府所倚重的官僚集团。乾隆四十一年《贰臣传》的修纂，便是弘历调整精英阶层的重要举措之一，折射出清中叶的统治阶层分化现象。

　　正如罗友枝在《最后的皇族》中提到的：“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是将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聚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旗人。诚然，此举在后金以及清前期起到了积极且卓有成效的作用，拥有较强的凝聚力，才能使八旗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定鼎中原，一统寰宇。

　　然而，十八世纪以降，在帝国结构日益稳固的同时，一个不区别族属的“旗人”概念，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发展。

　　一方面，“旗人”团体已经完成了自身在明清易鼎之际的历史使命，逐渐沦为大一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极易被有心人煽动、利用。这一点在清水教传播，以及“王伦起义”的过程中已经被证实。

　　另一方面，入关百余年来，庞大的旗人人口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不仅“亏竭国帑”，更滋生骄奢淫逸之风，丧失了尚武之俗与敦崇俭朴的美德，导致诸将在金川战场上或齮龁同袍，或懦弱畏战。

　　有鉴于此，乾隆帝在文化领域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

　　其一，将旗人与满族加以区分。在满洲亲贵中提倡“清语（满语）”，组织各世家大族编纂族谱，强化族属，弱化涵盖蒙古族、汉军在内的“旗人”概念。

　　其二，牺牲明季投诚而来的汉族官员，站在大一统王朝君主的角度，对其叛国投敌行为进行客观评价，列入《贰臣传》。既可以“维万世纲常也”（《郎潜纪闻》），又能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取得共识。

　　应该说，《贰臣传》的修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清一代出现降臣叛将的比率大大降低。

　　同光年间，即使是力挽狂澜，立下不世之功的曾国藩，坐拥湘军三十余万，面对左宗棠“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灵魂拷问，纵然朝廷是“主少国疑”的局势，仍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集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