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道家独特的认识方式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知止与照旷》来阐释老庄道家的独特认识主张。“照旷”就是智慧之光照亮宇宙，庄子说“莫若以明”，自古以来有很多是非、善恶、美丑的争论，这种争论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双方的心灵达不到同一个层次，争论就会无限延伸下去。不如让智慧之光照亮世界，也照亮我们的心灵，心灵被照亮的时候，矛盾就化解了。《庄子·齐物论》客观地指出“此亦是非，彼亦是非”，出现纷争的时候，庄子在认识上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要彼此尊重，“谓之两行”。要通过不断的时间的流逝，让双方之间各自认识自己，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些人一定会表达更加充分，错误的一方随着生活、知识的积累，社会制度的改善，也会改善自己的认识，作出调整。这种重要的认识态度和原则，体现了道家非常博大的胸怀。

　　从“知止”的角度，老庄道家发展了老子的名言“知止不殆”。“知止”包含两个认识，一个是实践的原则，一个是认识的原则，就是“知其所应止而止于所当止”，不能超出客观尺度，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这种尊重不是一种盲从，而是出于理性明觉，在实践中要把握其中对应关系，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老庄道家对语言问题的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语言是思想的现实化，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思想本身。道家讲“得意忘言”。“得意忘言”实际上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忘言而得意”，就是超越了语言的局限，才能真正地和世界的普遍本质默契无间。哲学关注的是普遍性的、终极性的、根源性的问题，而除此之外都是知识问题，是各个部门承担的问题，是可规定的。庄子将语言分为“卮言”“重言”“寓言”，卮言就是日常语言，和规范化的标准用语自然不同；重言就是郑重之言，引述长者、权威的认识作为论据；寓言就是拐着弯说话，通过相关联事物类比，使认识得到贯通。《老子》讲究正言若反，对肯定的事物以否定的形式来表达，对否定的事物则以肯定的形式来表达。

　　老庄道家关于“得意忘言”的认识具有特殊意义，对语言的反省，一方面和人性问题相联系，一方面又和知识问题相联系。道家强调心灵的冥思，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强调智慧，这是中国民族个性的反应。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智慧的民族。儒、道等各家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服务于当下人生，关注社会现实政治。这是我们的民族个性，也是我们的优点。而从哲学思考本身来说，关于语言的分析方法又是儒家所欠缺的，道家、墨家、名家中才有的因素。其中墨家、名家等主要是从语言表达的形式、逻辑学角度进行认识，而道家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人性问题的领域上。西方人直到近现代才对语言问题的混乱加以明确。维特根斯坦说，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西方也有谚语说“开口是银，沉默是金”。可以说，没有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很难想象中华民族能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大的成就。

　　实现人生 人人皆有可能

　　老庄道家认为如何实现人生？《庄子》里非常有名的是“心斋”“坐忘”，“心斋”就是怎么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与世界相通的境界，要专一、专注、忘我。“坐忘”就是遗忘外在的社会价值规范，遗忘自己的欲望。

　　“心斋”“坐忘”与佛学所说“般若”的意思也有相似之处，佛学也认为智慧即般若是“心正”得来的。老庄道家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要仔细聆听这个世界，而且唯气集虚，只有气能把虚凝聚起来，“虚者心斋也”。这种超越外在与自我，专注心灵的方法是古今中外哲学中都很丰富的，并不是中国的独家发明。

　　老庄道家认为实现人生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由技进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庖丁解牛，“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老庄道家认为，智慧是对知识的整合和升华。知识是有局限性的，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都是可规定的但同时知识是包含真理的，整合其价值与意义，知识可以升华成为智慧。同时这又是在生产劳动中通过自身参与，投入到大自然中去而获得的认识的突破，这一点又是道家的独特之处，古今中外只有道家有这种观念。道家重视对自然的探索主张向自然学习。我们常说，中国人的宇宙是诗意的宇宙，中国人惯以欣赏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而非西方的征服世界的方式。我想这种观念在老子、孔子之前就已萌生，到老子、孔子之时又把这种观念大大放大了。老庄道家的这种思想有一个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人生并不是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的专利，每一个个人都有实行人生的潜能。为什么人都有这种可能？这就回到形上学的问题，道家认为，人都是物。只有说明这点才能说明人都是平等的。道家对于人生问题的看法非常深刻，也因此有人误把道家等同于纯粹的人生哲学，事实上，道家的人生观与形上学是不可能分割的。

　　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领域，过去我们批判老庄道家鼓吹蒙昧主义，其实，老庄始终肯定知识的价值，同时也指出知识的欠缺。老庄道家批判人性异化，关注现实，反省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对人性的扭曲，这部分思想占了很大的篇幅，正因如此，老庄道家又被视为纯粹的政治哲学。

　　庄子对老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是体现在《庄子·人间世》中的“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义”，包括子女对父母的孝，臣子对君主的忠，都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在亲情问题上，儒家特别强调“孝”，道家则认为“孝”与“慈”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一般特别重视亲情和友情，作为儿女是不可能选择父母的，作为一个个人而言，你是不可能选择社会的，但是你可以改变社会。“义”所强调的上下的社会结构，是只要有人类就始终存在的，但“义”本身就是适宜的意思，也是正当的意思，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发生转移。就个体来说，社会结构存在着可调节的空间，但是对人类群体来讲，结构秩序本身是不能改变的。庄子在反省这个社会问题时说，作为儿女始终希望让父母得到安宁，作为臣子，都是希望能够让君主放心，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虽然有心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往往并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一定存在着心理愿望和现实两者之间背离的情况。因此，庄子的名言是“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遵从于自己的心灵，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道教影响中国人的民族心灵

　　道教全面地继承了道家思想，理性主义哲学向宗教转化，通过宗教仪式、修心养性的实践，使得道家思想恰恰与一般社会大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常说，哲学从来都是少数哲学家自己的事情，宗教则相反。

　　通过西汉中后期的孕育，汉末时期，太平道、天师道相继创立。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讲，道教的创立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只有道教整合了过去的宗教各方面的资源，向社会化宗教转化，它所树立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标准化、规范化、神圣化的生活方式，最终和生产劳动结合，对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深远。中国人的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心灵，主要是受道家道教所影响而形成定型。

　　道家认为，普遍和谐的社会，是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职的结果。对于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坚守自己，不能跟着社会跑，要保持做人的主见，别人不能影响你，财富、门第、美丑不能左右你的个人命运，只有你实现个人价值才是人生中唯一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只有自己身体力行去做，任何人不能包办，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心灵，能不能摆脱名缰利锁的困扰，实现自我，这就是老庄道家思想。

　　老庄道家在整个价值结构之中，形上学的研究占据主流，而对仁义道德等普世伦理放得较低。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处在混乱状态，旧的价值观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就出现了法律和道德中很多模糊的地方。由此可以讲，没有形上学的理论体系，很难对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做出前瞻性判断，而这一点，道家做到了。道家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反省具有深刻的思想魅力，我想就算再过两千年也一样适用。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我们要抓住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不仅是服务于中国人，服务于东亚人，而且也服务于全人类。我们对于思想文化传统问题的把握，包括对社会价值问题的认识，首先要主张强调多元化，但是强调多元化发展的时候，也不能没有主流。

　　我们所说的主流，是今天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我想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要考虑。第一是生态的问题、自然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生活、经济发展持续的同时如何维护脆弱的生态，在这方面，道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资源。第二个问题是发展的问题，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我们面临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现在欠缺的法制精神在历史上有很好的资源，黄老道家和法家都是主张法制的。我们民主社会里一定要强调，遵纪守法是公德，个人的品质是私德，私德要服从公德，法律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既要体现价值观核心的时代要求，同时要尊重个性的发展。第三是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文化冲突。我始终强调，我们今天还是积极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能动精神才能被充分地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了，但是，我们社会当中累积的各种矛盾也是空前的。古代社会，由于交通和信息的欠缺，心理上的不平衡、差距，都无法与现代相比。现代生活条件下所出现的人的焦虑感、失落感、无聊感，也是古代人很少能体会的。悬殊的贫富差距、个体的社会定位、自我价值的认同和要求的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异。价值观混乱也因此暴露出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我目前能考虑到的就是热爱生活，尊重生命，敬畏宇宙，忠诚于自己的信仰。

　　摘自2010 年5 月17 日《精品购物指南》

　　大师简介

　　强昱，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的学习研究，重点领域为道家道教哲学。曾经开设过多种课程，主要有：道家哲学，道教哲学，宗教经典选读，道教内丹学，道教概论等。出版著作有：《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知止与照旷—庄学通幽》《成玄英评传》等。兼职有：中国道教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道教学会外籍会员，韩国西江大学客座研究员。